民權葡萄酒廠是我當財經記者后采訪的第一家企業(yè)。至今20年過去，猶記得當年采訪途中住瓜庵的經歷，有些困窘，但那晚夜空群星燦爛。20年，比照這家葡萄酒廠的一甲子，不算得什么，但也可稱得上是一種第三視角的見證。在此志之，只為了今后不再寫它。

朱 和 平

守望了13年之后，朱和平終于迎來了自己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河南天明集團并購重組民權葡萄酒廠。

說是民權葡萄酒廠，其實是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老的民權葡萄酒廠已于2005年破產清算，當時，來自浙江的九鼎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斥資4000多萬，買斷了其商標、設備、廠房、地皮，重新組建了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

朱是臺州人，2005年1月受委派來到廠里，2006年底接任這家公司的總經理，現(xiàn)在已定居河南。13年來，當他的老東家一次次想放棄發(fā)展葡萄酒產業(yè)，當民權葡萄酒一次次遭遇市場的“風刀霜劍嚴相逼”，他則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幾乎以一己之力保存下了這家老牌葡萄酒企業(yè)的“血脈”，讓它重新獲得它應具有的生命和命運。

2014年他在一篇《我的十年守望》的自敘文章中說：“十年，我從懵懂迷茫到堅毅自信；十年，從‘1958’到‘河南紅’；十年，從社會的懷疑排斥到誠心接納；十年，從老廠到新廠；十年，從青蔥的頭發(fā)到兩鬢斑白……時間，是否就隱藏在這些歷練之間？”“執(zhí)掌民權葡萄酒第一天起，建成新廠只是實現(xiàn)了我的一個夙愿；另一個夙愿就是筑巢引鳳，讓更多的人才加盟到民權葡萄酒這一隊伍中來，攜手共創(chuàng)‘百年民權’！”

正如商丘市政協(xié)副主席、工信委主任劉明亮在并購重組大會上所稱贊的那樣：“在今天這個重要的時刻，我們應該感謝九鼎集團，感謝朱和平，把民權葡萄酒當做自己的事業(yè)，把公司當做自己的孩子，他的執(zhí)著、他的堅強、他的匠心、他的敬業(yè)，時刻令我們?yōu)橹袆樱瑳]有朱和平，就沒有民權葡萄酒的今天。”

民權葡萄酒廠建于1958年，今年正好經歷一個甲子。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放于這60年，那么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朱和平只是“民權葡萄酒”這個品牌的忠實守護者之一，在他之前，已經有不少人已經為他深情地哭過、笑過并奮斗過?？梢哉f，這個品牌的生命力，超乎尋常得堅韌；這個品牌的感染力，不可想象得強大。

而今，天明集團的姜明來了。不管他如何借助當前“豫酒振興”的政策把握商業(yè)機會并謀取自身的商業(yè)利益，但他所說的一段話，我相信還是發(fā)自肺腑的：

“25年前，天明廣告曾經代理民權葡萄酒的廣告，與民權葡萄酒廠多次合作，此次的強強聯(lián)手乃是再續(xù)前緣。民權牌葡萄酒是民權縣的一枚名片，是河南酒市場的一桿旗幟，更是河南傳統(tǒng)本土品牌熠熠生輝的招牌。”

感情這東西，很奇妙，有時會成為商業(yè)合作的一個發(fā)酵劑，潛伏著，有一天發(fā)作；有時也會成為商業(yè)合作的一個催化劑，加速整個進程。對民權葡萄酒來說，甭說整個60年，即以改革開放40年的發(fā)展史來說，幾次轟轟烈烈的重組、改制，乃至破產、重生，都離不開某種超越商業(yè)利益之外的情懷。

重組方一棒接一棒，接力式地走馬換將。有過輝煌，有過低落，體制的力量和市場的律動相互沖撞、糾纏，哪怕像是一個始終長不大的孩子，民權葡萄酒廠只要一息尚存，它就會在荊棘叢中探出頭來并生長。很奇怪地，在它最艱難時期，總會有像朱和平這樣的人與它走在一起。

現(xiàn)在，我們不知道天明集團能陪民權葡萄酒廠走多遠。做好葡萄酒，是一件慢活兒，就像葡萄酒的酒勁兒，時間不到、火候不到，那濃濃的醉意就不會輕易上來。此前，許多重組方因這樣或那樣的緣由，成了民權葡萄酒廠的過客，而今，天明集團挾重金呼嘯而來，如果懷的仍然是簡單的風投心態(tài)，那么，可以預料，未來它也必然會成為新的過客。

這家企業(yè)應該想一想，朱和平這個臺州人都在這里耗了13年的青春，那種“托孤之志“，豈是可以輕易辜負的嗎？同時，因民權葡萄酒“既是民權人的夢，也是民權人的痛”，那種“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它是否也應該掂量掂量？

姜 明

按照此次重組協(xié)議，朱和平留任，作為大股東的浙江臺州方走人，天明集團幾乎全方位接盤。

此前，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股權結構是，九鼎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屬的臺州永景緊固件有限公司和朱和平分別占95%和5%的股份。天明集團受讓的股份，即為臺州永景緊固件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

今年2月6日，雙方簽訂股份轉讓協(xié)議，到了2月9日，“天明集團并購重組民權牌葡萄酒暨職工動員大會“在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正式召開，坐在主席臺上的股東方嘉賓，已由應春富替換為姜明。

經歷過整整13年的煎熬，九鼎建設集團應該說是去意已決，今日始得解脫。該企業(yè)以房地產為主業(yè)，當初它接盤民權葡萄酒，看中的正是老廠區(qū)的地，希望通過“騰籠換鳥”、易地搬遷建新廠的方式，達到既開發(fā)房地產，又實現(xiàn)振興葡萄酒產業(yè)的目的。但，地方政府沒有允許它這樣做，市場也沒有給它機會，以至于這么多年過去，民權葡萄酒廠的老廠區(qū)除了一些廠房被扒、機器設備被轉移之外，基本上還是面貌依舊。而位于民權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內的新廠區(qū)，總投資1.5億元，整體呈現(xiàn)歐洲城堡式的酒莊建筑風格，雖漂亮宏偉，但畢竟是拖延了近十年才建成（2011年開建，2014年完工）。

可是這時候葡萄酒廠面臨的形勢是什么呢？一是盡管朱和平幾乎以個人之力主導著民權九鼎葡萄酒廠開發(fā)出“1958”“河南紅”這些強勢品牌，且銷勢不錯，但他長期缺乏運營團隊，缺乏商業(yè)資源，缺乏創(chuàng)新模式，一個人再努力，也是孤掌難鳴；二是九鼎建設集團近些年投資多元化，商貿流通、造紙、通訊設備、石油銷售、小額貸款等無不涉及，近些年由于經營上出了問題，對民權九鼎葡萄酒廠缺乏持續(xù)性的資金投入。知情人介紹，即便是新酒莊，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也是靠著銀行貸款建起來的。

在房地產開發(fā)計劃夭折的情況下，如果不是深陷其中，九鼎建設集團巴不得早點脫身；現(xiàn)在，天明集團愿意來接盤了，這家對葡萄酒生產經營早就失去“積極性”的企業(yè)，向地方政府作出的表態(tài)是愿意配合。

而朱和平卻留了下來，此舉，意味著他和他的老東家已經拜拜。他仍是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伴隨著新的主人的到來，或許會更名為“天明民權葡萄酒有限公司”了。

天明集團的特點是決策快、辦事快，隨著整個集團的業(yè)務由原來的房地產運營向創(chuàng)業(yè)投資、股權投資的轉變，這家企業(yè)對政策、對市場變得極為敏感，凡是決策層面所大力倡導的，它常常會第一時間作出反應，2015年姜明發(fā)起創(chuàng)立“雙12中國創(chuàng)客日”，并開始舉辦”中國創(chuàng)客領袖大會“，即為明證。另外，截至目前，天明雙創(chuàng)已培育和投資了禹鼎物聯(lián)、喜買網、鳳凰河南、微醫(yī)集團、聚金資本、UU跑腿、UFO眾創(chuàng)空間、三高農牧、咿啦看書、房金所等50余家隱形冠軍企業(yè)。

此次，天明集團投資民權葡萄酒，或許正如姜明本人所說， “是響應落實十九大報告，振興實業(yè)，落實省政府振興豫酒的戰(zhàn)略”。他希望在民權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繼續(xù)發(fā)揮調動原民權牌葡萄酒團隊的力量和積極性，通過尋找優(yōu)秀的合伙人，建立最好的制度，以上市為目標為導向，整合天明集團各方面的資源全力以赴助力民權牌葡萄酒的復興”。

他所掌控的天明集團，下轄共有傳媒、地產、投資、雙創(chuàng)、健康、金融、教育七個版塊，美其名曰“天明生態(tài)”。去年7月15日~17日，姜明曾攜下屬天明生態(tài)50余家企業(yè)的近百名創(chuàng)始人、CEO走進民權召開天明生態(tài)會議，并與民權縣委縣政府就建設民權金融生態(tài)小鎮(zhèn)、戰(zhàn)略合作民權葡萄酒產業(yè)、建設民權醫(yī)養(yǎng)生態(tài)健康產業(yè)等重點項目簽訂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助力民權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zhàn)”。

半年時間過去，民權葡萄酒的戰(zhàn)略重組即告完成。姜明的豪言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勇者相遇強者勝，強者相遇天明民權牌葡萄酒勝，民權牌葡萄酒的未來，一定如這美酒顏色，紅紅火火！”

正如各方面所期望的那樣，他接下來應該做的事是，真刀實槍地做市場、做品牌、做產業(yè)鏈，而不只是趕風頭、做“概念股”，避免幾年之后再當“二傳手”。

潘 好 友

天明集團入主民權葡萄酒，目前看起來是趕上了省政府重倡“豫酒振興”的好時候，可以預料，接下來民權葡萄酒會享受到一些政策紅利。

但是，對葡萄酒這個行業(yè)來說，目前近于火拼性的市場競爭狀態(tài)，決定了民權葡萄酒必須按照相對純粹的市場規(guī)則，殺進戰(zhàn)團，并擇機殺出重圍。今年1月底，在天明集團的網站上，一則招聘民權葡萄酒營銷總經理的公告已經貼出，他們開出的誘人條件是，“業(yè)績對賭，股權激勵，百萬年薪，期權收益”。

這里所顯示的，就是資本的力量。而這也正是長久以來被市場所淡忘的民權葡萄酒廠所急需的。計劃經濟時代，它的興盛靠的是商品短缺和行政政策扶持；而進入改革開放后，具有企業(yè)家精神的領導者、品牌和資本的作用則越來越明顯。以這種視角看歷史上的民權葡萄酒，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一路跌落的發(fā)展歷程，恰恰可以用這樣一系列的悲情故事來詮釋：先是被能人拋棄，再被品牌所拋棄，接著被資本所拋棄，最后為市場所拋棄——為什么會這樣？我們會說，一切都源于企業(yè)所依靠的體制和機制，或者說企業(yè)的改革進度，無法與市場規(guī)則相銜接。

民權葡萄酒廠建于1958年，但真正的興盛始于上世紀80年代，與一個叫潘好友的人有關。

1983年10月，有關部門派時任林河酒廠廠長的潘好友轉任民權縣葡萄酒廠廠長，后又讓他兼任民權縣委副書記和廠黨委書記。潘很投入，他帶領中層以上干部“跑”市 場，搞市場調研，根據客戶的要求調整產品結構，同時在省內外報紙電臺上懸賞征集廣告詞，并廣泛征集批評意見，這樣做的結果是，民權葡萄酒的銷量連續(xù)三年翻三番。

到1986年，民權葡萄酒廠年產葡萄酒近２萬噸，銷量達2.05萬噸，產銷率103％，回款4700萬元，創(chuàng)利稅1000多萬元，占當年民權縣財政收入的48％以上，生產能力和釀造技術趕上并超過國內同行業(yè)先進水平，被河南省政府命名為“經濟效益顯著單位”。1988年，民權干白葡萄酒榮獲第十三屆巴黎國際食品博覽會金獎，與山東的張裕葡萄酒廠同年被晉升為國家大二企業(yè)。此時，民權葡萄酒品牌響譽海內外，全縣葡萄種植面積達到５萬畝，超過了吐魯番。

但進入90年代，民權葡萄酒廠開始承擔起諸多“不能承受之重”：有關部門通過“拉郎配”，強行讓民權葡萄酒廠接受包袱沉重的民權玻璃廠、民權桑場等企業(yè)，聯(lián)合成立“寶塔集團”。時任董事長的潘好友“倍感各方面的壓力沉重”，產生了調離酒廠的念頭。

民權葡萄酒廠是享受“副縣級”待遇的單位。1992年，商丘地委準備調潘好友到商丘市政府任職，潘好友遂推薦了兩名新的接替者，后因故潘未去成，由此造成與酒廠部分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的矛盾。據了解，當時，一個主抓銷售的負責人一天發(fā)24封電報，不讓各地經銷商銷售民權葡萄酒，被潘好友抓住了把柄。而此事被反映到有關部門后，卻被有關領導壓下，潘好友一氣之下辭了職，隨后受聘到鄭州金星啤酒廠任職。

從1991年開始，民權葡萄酒廠就出現(xiàn)效益連續(xù)滑坡的勢頭，銷量開始銳減。而自潘好友走后，酒廠領導又幾乎是走馬燈似地連年更換，這種局面一直持續(xù)到合資之后。個別老職工抱怨說，民權葡萄酒廠此時已成了某些人升遷到黨政部門領導崗位的“跳板”。

官場的“官本位”思想被移植到民權葡萄酒廠，帶來的必然是效率低下和自以為是。從1983年開始，中糧集團下屬的河北沙城、河北昌黎、煙臺蓬萊三家葡萄酒廠和民權葡萄酒廠一起，共同租用由天津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注冊的“長城”牌商標（民權方付的租金從最初的1萬、5萬、10萬到后來的100萬元）。1993年8月3日，天津食品進出口公司作為甲方，與作為乙方的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簽訂了“長城”牌商標獨家使用合同。合同約定：自1994年1月1日起，由乙方在葡萄酒的生產出口，經銷業(yè)務中獨家使用“長城牌”商標，甲方不再許可他人在葡萄酒上使用“長城”牌商標。同時甲方自身也不再在葡萄酒上使用“長城”商標。

這無異于斬斷了民權葡萄酒廠與天津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長達30年的“血脈情緣”，“長城”商標從此與民權葡萄酒廠再無關聯(lián)。不過，一段值得書寫的插曲是，1992年前后，酒廠總工程師劉翔鳴多次向廠領導建議買下“長城”商標權。但知情者透露，對品牌經營知之甚少的新舊領導層由于忙于爭權奪利，并未重視這一放量長遠的建議，終至于“一失足釀成千古恨”。

此時的葡萄酒市場，品牌競爭日趨激烈，民權葡萄酒很快就為自身的短視行為付出了高昂代價。1993年底，認識到品牌重要性的民權方面曾以每年3000多萬元的商標使用費購買使用權，但僅僅使用1年后，酒廠就不堪重負，不得已于1994年4月注冊并開始使用“民權牌”商標。但一切為時已晚，由于新品牌市場認知度低，民權葡萄酒開始大量滯銷，企業(yè)經營陷入低谷。

這一變故，被當地人稱為一次“毀滅性打擊”：“它不單單是一個牌子的丟失，更重要的是企業(yè)文化的中斷，它就像一個人沒有了靈魂，只剩下一個軀殼。”

張 國 慶

正當民權葡萄酒廠遭受迎頭痛擊之時，經有關部門努力，1997年9月，華潤集團旗下的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出資6453萬元，與民權葡萄酒廠合資成立了民權五豐葡萄酒有限公司（酒廠以6200萬元固定資產入股）。但，令人唏噓不已的是，該公司自1998年5月1日掛牌運營，至2000年五六月份累積虧損5000多萬元，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注入的近6500萬元流動資金基本消耗貽盡，民權葡萄酒廠復又陷入舉步維艱、資金匱乏的困境。

這期間又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據了解，合資公司設立了11人的董事會，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委派6名董事會成員和董事長，控股51%，行使決策和管理方面的主動權。剩下的5名董事會成員及總經理一職，則由民權葡萄酒廠和當地政府指派人員擔任。

1998年3月，在成都銷售訂貨會議上，公司負責人決定對一些小廠發(fā)動價格大戰(zhàn)，決策價位比同類企業(yè)的產品低出許多。此舉致使合資公司掛牌當年潛虧800萬元。而此間，當地政府部門不是“放水養(yǎng)魚”，而是從合資公司連“征” 帶“借”地拿走1240萬元作為縣里的財政收入。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也認識到民權葡萄酒廠及當地政府委派的企業(yè)負責人多為行政干部出身，難以駕馭整個公司的市場運作，遂于1999年4月高薪聘任了一名外語教師出身的張國慶來主持全局，出任總經理一職。

張國慶上任伊始，接連燒了幾把“火”，推行國際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式，卻沒想到同當地的方方面面產生了不小摩擦。

當時，民權葡萄酒廠最突出的問題是營銷不力。民權縣境內及附近有大小酒廠40余家，這些酒廠以低成本、低價位沖擊并蠶食了部分品牌葡萄酒市場。知情者紛紛透露，相當一部分小酒廠都有后臺和背景，地方保護主義嚴重，無疑造成了五豐公司的市場萎縮及效益滑坡；同時，據一些老職工反映，“酒廠一直戴著‘副縣級’單位的帽子，大家忙爭權，忙奪利，各項規(guī)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得不到落實，缺乏約束激勵機制，從領導到員工責權利劃分不清”。

事實證明，張國慶雖然事業(yè)心比較強，也想把廠子搞好、搞活，但由于來得晚，對企業(yè)狀況不太熟悉，以至于事與愿違。小酒廠多，互相假冒侵權橫行于“市”，張國慶只好召集人馬把廠內多年來一直使用的老型號瓶子砸個粉碎，以此來向假冒侵權不法行為宣戰(zhàn)。廣大職工甚是不解：向不法行為宣戰(zhàn)，為何拿自己出氣，除了增加損失外，又能產生什么實際效果呢？

為了同ISO9000國際質量標準化管理體系接軌，張國慶還對廠容廠貌進行了改造，將一部分位于廠區(qū)東部的職工宿舍、食堂和幼兒園拆除，準備建綠地和葡萄種植示范園。接著，他還對領導們的辦公條件進行了改善。廠里的空調都換成了新的，處級以上干部每人配備了一部手機。而職工們看到前后花費的500多萬元的巨資并沒有給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環(huán)境帶來多大改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同時，為了重新塑造品牌，拓展市場，民權葡萄酒廠也曾在省會鄭州設立了直銷公司。直銷公司設在一家高檔寫字樓內，裝飾頗為豪華、氣派，每年租金高達近50萬元。張國慶解聘了酒廠原來的幾個銷售骨干，同時還以高薪招聘了一些新人，理由是“新人學歷高、素質好”。然而運行一段時間后，這些人實際回款不足400萬元，有1500多萬元的外欠貨款最終成了死帳。

1999年9月，民權五豐葡萄酒有限公司在鄭州舉行了“教師節(jié)大型文藝晚會”，請歌星，租場地，共耗資600多萬元。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聘請的演唱會工作人員攜售票巨款潛逃，消失得無影無蹤！

“三把火”沒有燒起來，市場營銷又難見實效，張國慶便從試圖廠內找問題。他提出裁員設想，只保留200人，“多一個也不要”。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近千名職工的恐慌，與領導層產生了極大的對立情緒，干群關系進一步惡化，致使廠內的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張國慶上廁所、去食堂都有人跟著他。同時，激勵約束機制不全、承諾不兌現(xiàn)等原因，業(yè)務骨干跳槽現(xiàn)象蔓延，銷售隊伍急劇萎縮，僅剩下30多名業(yè)務員。

此時，香港五豐行有限公司注入的6453萬元資金已所剩無幾。

問題越積越多，1999年10月22日以來，張國慶辭去了公司內一切職務，被香港五行有限公司召回，跑到新加坡教書去了。合資公司沒有了總經理，開始由8人領導小組集體負責（后來變?yōu)?人）。直到2000年五六月份五豐行公司提出撤資，合資企業(yè)的領導班子一直不健全、不穩(wěn)定，扯皮現(xiàn)象嚴重，長期處于無序的管理狀態(tài)。其間，企業(yè)各項規(guī)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得不到落實，一些高層領導連續(xù)打報告要求調離，上級有關部門長期對此“無能為力”。

林 靜

沒有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管理保駕護航，民權葡萄酒廠越發(fā)呈現(xiàn)出敗落相。在既有的國有體制下，內外勾結、監(jiān)守自盜，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等現(xiàn)象層出不窮。

正如一位業(yè)內人士所分析的那樣，“長城”品牌易主、香港五豐行撤資只是民權葡萄酒衰落的外因，更深一層，管理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權葡萄酒行業(yè)的發(fā)展。具體而言，就是當時葡萄酒廠的領導依然是當地政府任命，經常走馬燈式變動，導致企業(yè)發(fā)展思路不連貫，缺乏市場競爭力。

按酒廠規(guī)定，業(yè)務員根據銷售量提取獎金；客戶若因產品銷售不暢或不合格就可以退貨或調貨。這種以顧客為中心和結合銷售業(yè)績的措施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沒有同最終的銷售回款掛上鉤，被一些人鉆了空子：個別不法業(yè)務員與經銷商勾結，惡意購貨、退貨，給廠里增添了許多費用與損失，而他們卻早在酒出廠之時就穩(wěn)穩(wěn)吃了提成。同時還出現(xiàn)截留貨款的現(xiàn)象。廠里對此曾進行追究，但這時卻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個銷售人員因以上行為畏罪自殺，家屬到廠里吵鬧，廠里卻給賠了兩萬元。這以后，酒廠對此類問題再也不便追查，其風日盛。合資前，酒廠已有外欠貨款三四千萬元，而合資后又重蹈舊轍，新增外欠貨款1480萬元。

為了擴大生產規(guī)模，民權葡萄酒廠曾與一些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辦了葡萄發(fā)酵站。同時，為了扶植農戶種植優(yōu)質葡萄、培植葡萄基地，曾為廣大農戶提供信貸、農資等方面的支持和保護價回收政策，酒廠回收發(fā)酵站果汁，發(fā)酵站收購農戶葡萄。然而，由于酒廠后來的市場效益滑坡，果汁無法回收，發(fā)酵站就自尋出路，利用葡萄果汁生產葡萄酒，爭奪大廠的業(yè)務，不僅如此，民權葡萄酒廠廠內不斷有一些領導和工人偷著將廠內的材料賣給小酒廠。

一些經營骨干因為廠里待遇不公，受不到重用，紛紛到外單位供職。2000年7月，在廠里呆了40多年的劉翔鳴總工程師離開了酒廠。這位屬于國內第一批被命名為“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專家臨走時依依不舍，淚雨沾巾，許多人都趕來為他送行。與其類似，國家級評酒專家、酒廠骨干林靜2000年接替張國慶干了幾年總經理后，也無法應對酒廠積重難返的局面，最終也無奈離職，在當地創(chuàng)辦了一家小酒廠。

我第一次接觸林靜就是在這一時期，當時以記者的身份去采訪的她。她是通過競聘上崗的，干勁十足，出臺了許多改革措施，短期內也取得了一些實效。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話是，“這個領導班子必須有一種吃大苦、耐大勞的老黃牛精神，清正廉潔，為人表率，忘我奉獻。我從擔任總經理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企業(yè)。只要能把民權五豐葡萄酒公司搞好，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不僅我這樣做，我們的領導班子和廣大職工也是這樣”。

但就在她說出這樣的話兩年后，2005年3月18日，建廠47年的民權葡萄酒廠宣告破產。我后來有一次見她問起這件事，她顯得很尷尬，只是以苦笑作答。

耿 宏 偉

2005年7月，隨著浙江九鼎入主民權葡萄酒廠，“民權五豐葡萄酒有限公司”更名為“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它燒出的第一把火就是向商丘市政府遞報告，“告”那些四處冒煙的小酒廠：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民權牌葡萄酒步入衰落，但民權葡萄酒廠這個年邁的母親，卻以她并不豐富的乳汁，繁衍并哺育了全縣30多家‘不孝之子’（毫不夸張地說，全縣幾乎所有的廠，走的都是甜酒仿‘民權’、干酒仿‘長城’道路）。

“曾幾何時，他們既不珍惜‘民權牌’的來之不易，也不感恩‘民權牌’帶給他們的原始積累，反而肆意糟蹋‘民權牌’的尊嚴，個個以正宗‘民權牌’形象自居。他們利用人們對‘民權縣葡萄酒’與‘民權牌葡萄酒’及簡稱‘民權葡萄酒’的模糊認識，有意混淆‘民權葡萄酒’與‘民權縣葡萄酒’這一概念，產品以次充好，嚴重破壞了民權葡萄酒在國人心中的形象。”

2007年2月，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每周質量報告》曝光河南省民權縣6家葡萄酒生產企業(yè)違反國家標準，用水和酒精、糖精、香精等添加劑勾兌所謂的100%原汁葡萄酒。到了4月28日，河南省質監(jiān)局就該事件作出回應，宣布已將有關廠家的生產線拆除和搗毀?！　?/p>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生產的“民權牌”葡萄酒，同樣遭受了在全國各地下架和退貨的命運。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民權縣葡萄酒年產量達2.29萬千升，銷售收入4.27億元，分別居全國第五位和第四位。但央視曝光過后，該產業(yè)群的經濟效益一落千丈。

受到影響的還有民權縣整個葡萄酒生產經營鏈條。1985年全縣葡萄種植面積發(fā)展到創(chuàng)紀錄的6666.7公頃(10萬畝)，成為全國第一種植大縣，但隨著民權葡萄酒陷入困境，該縣葡萄種植面積大大下降，2015年前后僅維持在2000公頃左右。

至此，民權縣葡萄酒產業(yè)的衰落似乎已經沒有什么懸念了。但正所謂“浪花淘盡英雄”，當外界的許多人已經忘記了民權葡萄酒的味道時，一貫堅守的朱和平推出了“1958”、“河南紅”系列，另一家名為冷谷紅的葡萄酒企業(yè)也殺出重圍，其創(chuàng)始人耿紅偉原在民權葡萄酒廠任紙箱廠車間主任，而其父親，也曾任民權葡萄酒廠副廠長，父子倆可謂對民權葡萄酒的釀造技藝和文化一脈相承。

冷谷紅創(chuàng)辦于2004年，當時正值民權五豐葡萄酒有限公司破產前夕。發(fā)展到今天，就產銷規(guī)模和品牌影響力而言，它已經是民權當地數一數二的葡萄酒企業(yè)了。

所以，無論是良性競爭還是惡性競爭，總會有企業(yè)靠著“真本事”生存下來并脫穎而出。這一段時期，應該是當地政府“干預”葡萄酒行業(yè)最少的時期，它的目光，已經轉移到傾力打造民權縣另一主導性產業(yè)——制冷產業(yè)上了。

所以，像冷谷紅這樣的企業(yè)，完全是在市場中成長起來的企業(yè)，已和原民權葡萄酒廠有著本質不同。

他 們

潘好友、張國慶、林靜、劉翔鳴、耿紅偉、朱和平，乃至更多的地方官員、上下游合作伙伴等，60年中，這些人陪著民權葡萄酒廠走過了一程又一程，但每個人都在其中留下了鮮明的個人印跡。

如果要找河南的老品牌，這家企業(yè)應不應該算一個？今年1月底，河南省工信委公布“2017年河南省工業(yè)品牌培育示范企業(yè)名單”，全省共有14家入選，民權九鼎葡萄酒有限公司即是其中之一。

這說明許多人還沒忘了它，還認為它有發(fā)展?jié)摿ΑＶ旌推皆鴮⑺ㄎ粸?ldquo;河南葡萄酒第一品牌”，看來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品牌的培育是一個長期工程，需要許多人和許多方面投入大量精力。河南現(xiàn)在許多地方都在打造產業(yè)集群，但他們往往忽略的是，這些產業(yè)集群中，一定要有龍頭企業(yè)做引領，一定要有強勢的企業(yè)品牌做標桿。民權葡萄酒和冰熊冷柜曾是民權縣對外打出的名片，這也讓民權縣這個傳統(tǒng)的以農為主的貧困縣有了不一樣的工業(yè)特質，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這兩家企業(yè)先后走向了衰落，這就讓整個地區(qū)喪失了既有的產業(yè)發(fā)展優(yōu)勢，在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上走了許多彎路。難怪整體民權人既把它當作“夢”，又當作心底永遠的“痛”，啥時間談起來都唏噓不已。

同時，企業(yè)家團隊的缺失，也是長期困擾像民權這樣的縣域經濟體發(fā)展的一大重要因素?？梢哉f，改革開放40年，民權葡萄酒廠的興衰史，就是地方政府如何學習、接納市場經濟體制和精神，也是如何發(fā)現(xiàn)、培育企業(yè)家團隊和如何尊重企業(yè)家精神的發(fā)展史。雖一再地付出沉重的代價，沒有徹底被資本遺忘，沒有被市場洪流席卷而去，建立了新的民營機制，但民權葡萄酒走向復興，重新找回昔日榮光的可能性卻依舊很脆弱，它需要資本，需要企業(yè)家，需要團隊，更需要勇往直前的信念和百折不饒的耐心。

就像潘好友、劉翔鳴、朱和平這些人曾經做過的那樣——雖沒機會、沒條件成為相對獨立的企業(yè)家，但畢竟傾注了可貴的職業(y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