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村，是上饒市余干縣瑞洪鎮(zhèn)典型的漁業(yè)村。

后山村的發(fā)展史，離不開湖的滋養(yǎng)、漁的承載。漁，之于后山村，悠久而重要，也是后山村集體經濟的重要支撐。

因漁而生，因人而興。如今的后山村，在鄱陽湖生態(tài)經濟區(qū)建設和“禁漁制度”逐年強化的大背景下，正面臨著發(fā)展的拷問。

因漁而變

5600多畝的水面面積，造就了后山村低丘緩坡與浩瀚湖水的完美結合，同時也給后山村帶去了賴以生存的資源、產業(yè)以及2000多畝的水域養(yǎng)殖面積。

后山村，瑞洪鎮(zhèn)的一個行政村，上世紀90年代初從瑞洪鎮(zhèn)西崗村分離出來，是余干縣典型的漁村，全村768戶中就有300余戶專業(yè)從事捕撈生產活動，靠著鄱陽湖養(yǎng)育著世世代代。“7、8月，豐水期，打漁的人更多。”后山村支部書記張保富告訴江西商報記者，每年開湖后，在外地務工的村民，如潮涌回后山村的鄱陽湖里，加入到打漁隊伍中。

鄱陽湖流經余干縣的面積達640平方公里，約占整個鄱陽湖流域面積的五分之一，沿湖共涉及16個鄉(xiāng)鎮(zhèn)64個漁村，是全省漁業(yè)捕撈大縣。

根據(jù)后山村村情概況記載，該村主要產業(yè)有捕撈、養(yǎng)殖和種植。去年，村集體經濟收入16萬元。“漁業(yè)可以說是我們村的支柱產業(yè)，家家戶戶都跟漁有一定的關系。”張保富初步預估，漁業(yè)收入占到村集體經濟收入一半以上。

2009年，鄱陽湖生態(tài)經濟區(qū)規(guī)劃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給湖區(qū)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余干縣以旅游為依托，大力發(fā)展觀光、休閑漁業(yè)，傳統(tǒng)的漁業(yè)、漁村開始煥發(fā)出新的活力。

根據(jù)旅游公路產業(yè)帶的規(guī)劃，余干縣正將后山村打造為包括萬畝特種水產養(yǎng)殖在內的水產和觀光產業(yè)帶，并在后山村建設休閑垂釣區(qū)，推動后山村向“生態(tài)漁村”轉變。2015年和2016年，后山村先后獲得中央財政資金和現(xiàn)代漁業(yè)項目資金累計300萬元，完成了全村1200畝標準化魚池和600畝老化魚池的改造升級。張保富介紹說，目前后山村共有220戶漁業(yè)水產養(yǎng)殖戶，水產養(yǎng)殖以“四大家魚”(即青魚、草魚、鰱魚和鳙魚)和黃鱔為主。此外，后山村還成立了8個漁業(yè)專業(yè)合作社。

近些年來，這個湖邊的村莊容顏大變。從康山大堤向后山村中心走去，寬闊的水泥路通往各家各戶，現(xiàn)代氣息的樓房有序地分布在道路兩旁。

傳統(tǒng)漁業(yè)的堅守者

3月9日，距離2018年鄱陽湖禁漁期還有11天，記者從瑞洪鎮(zhèn)進入后山村，沿途青草漫卷。車行至康山大堤，遠遠就能看見停靠在岸邊的漁船，不少漁民在敲敲打打修補漁船，亦或是將漁網晾曬在岸邊。“漁船、漁網都是漁家人吃飯的工具，丟不得，必須保護好。”正在船上敲打漁船的后山村村民老張脫口而出。

老張今年62歲，是留守在后山村的漁民之一，說這話時，他停下了手中的活，點上一支煙，略顯沉重地說：“從小跟著爺爺、父親一起出船，鯰魚、草魚、銀魚、甲魚……”老張向記者說著自己捕獲過的各類魚目。

后來，老張自己開始獨立打漁，至今已32年，他的漁船也由一條增到兩條。“以前魚多，收入還可以?，F(xiàn)在年紀大了，魚也沒有以前多了，能打到的魚越來越少，去年一年的收入也就7000元，剛剛夠生活。”老張說，體力不行了，他也不想打漁了，但是要生存，沒辦法。

歲月悠悠。在過去，像老張一樣的后山村村民，一直在湖邊過著寧靜的生活，可以捕到足夠的魚類、蝦類，支撐起繁榮的水產貿易。

1936年《江西年鑒》記載：瑞洪是“盛大產魚地最著稱者，為全省之冠”。1936年前后，鄱陽湖主要漁場總產量約36.8萬余擔，其中瑞洪產量最大，多達7.5萬擔。當時瑞洪有3500漁戶，占余干總漁戶數(shù)的63%以上，又以西崗(今西崗村和后山村總稱)和東源的漁民、漁具、漁法最多，捕撈范圍最廣。

“從曾祖父到父親再到我，三代都以打漁為生。”現(xiàn)年56歲的張強(化名)也是后山村漁民，他至今還延續(xù)著14歲以來的作息，早上5點左右起來打漁。漁民打漁撒網行船需要同行，與他結伴的是他的妻子。“這魚叫棍子魚，在市場上可以賣到二、三十塊錢呢。”張強和妻子熟練地將打上來的魚按大小分類。

在張強記憶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鄱陽湖總是千帆過盡、魚躍人歡。清晨，后山村及周邊村子里的人，幾乎是全部出動，幾千人駕著成百上千艘木制漁船穿行于湖面，“最多時有幾千人，船只掉頭還需要費一番功夫。”張強回憶道，打漁時，他搖槳，妻子放魚簍、撒網。那些年，湖水清冽，魚兒跟著船只游，張強和妻子一天下來可以捕獲幾百斤魚，最多時年收入超過十萬元。

也是上世紀90年代，鄱陽湖的漁業(yè)由傳統(tǒng)漁業(yè)時代轉向工業(yè)化時代。湖面的木船逐漸被機動鐵皮船替代，張強也換上了機動船，“不光速度快了，不用劃槳，還省力。”張強告訴記者，碰上豐水年份時，漁民們一天打個幾百斤上千斤魚不是難事。資料顯示，鄱陽湖的年徑流量均值保持在1436億立米，在1998年的年徑流量達到2429億立米。這一年，鄱陽湖的魚類捕撈量高達7.19萬噸。

不過去年，張強和妻子的收入僅為3萬多元。由于常年近水的高強度作業(yè)，張強夫妻以及村里大多數(shù)漁民都患有嚴重的風濕、關節(jié)炎。即便這樣，張強也沒有想過像村子里的年輕人一樣，去外面務工謀生。“我們湖里人，這輩子都離不開湖的，跟賺錢多少沒有太大關系。”張強堅定地說，自己是在湖邊長大的，鄱陽湖就是自己的家，“打漁是件辛苦的事，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所有的辛苦都是甜的。”

明天

工具雖然越來越先進，但是魚卻越來越難打了。“特別是前幾年干旱的時候，幾天都打不到魚。”記者在后山村附近的鄱陽湖看到，不遠處的湖底已露出來。漁民們多行船至十幾公里以外的深水區(qū)方能捕到魚。“連續(xù)幾天就只打到這些魚，除去油錢，收入勉強夠日常開銷吧。”張強無奈地告訴記者，打漁成本越來越高，通用的漁網、大勾、魚簍等漁具已經很難捕撈到往日同量的魚了。而后山村只是整個鄱陽湖漁業(yè)資源不斷減少的一個縮影。

近年來，由于自然和人為原因，鄱陽湖區(qū)水位下降，漁業(yè)資源逐年衰退。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漁業(yè)部門的普查結果顯示，當時鄱陽湖的魚類共有158種。2008年的普查結果則顯示，鄱陽湖中的魚類有122種。余干縣漁政管理局局長張金陽介紹，如今鄱陽湖中的魚類只有108種，“滅絕性非法捕撈方式、水環(huán)境污染等，造成魚類、魚量的減少。”

“為了保護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長和繁殖，保證魚類資源得以恢復和發(fā)展，從2002年開始，每年的3月20日12時-6月20日12時，鄱陽湖及長江江西段全面實施春季禁漁。”張金陽告訴記者，在春季禁漁期，余干縣漁政管理局工作人員都會協(xié)同各漁村村干部，派發(fā)、張貼《禁漁通告》，宣傳禁漁秩序和漁業(yè)安全生產法律法規(guī)。

記者梳理發(fā)現(xiàn)，江西是全國最早實施禁漁制度的省份，已堅持禁漁制度32年。1986年，江西省政府頒布省長令，自1987年起，鄱陽湖部分水域實施禁漁制度。到2010年，珠江江西段開始實施禁漁制度。

以漁為生的張強深知，禁漁，是對漁業(yè)資源也是對漁民自身的保護，“還有十來天就是禁漁期了，我們將和往年一樣響應政策，停止捕魚作業(yè)。”對于今年即將到來的鄱陽湖禁漁期，張強表示出強烈的贊同和支持，這也成為后山村漁民及鄱陽湖流域漁民們的共識。屆時，鄱陽湖將會有逾15000艘漁船進港，上萬漁民收網。

閑談中得知，張強家中有三個孩子，但是都沒有延續(xù)父輩的打漁生活，而是在江蘇工作、定居了。張強原本打算過幾年再歇下來，但目前的湖面狀況和全省對鄱陽湖生態(tài)的重視似乎不再允許。“聽說以后禁封要越來越嚴了，魚可能會更難打，我們也只能提早與捕魚告別。”張強略顯無奈地告訴記者。明年，張強和妻子將去江蘇與孩子們一同生活，洗腳上岸。

而事實上，不少漁民、漁村，早已開始了轉型之路。在瑞洪鎮(zhèn)，加工企業(yè)正在對從各漁村采購來的鮮魚進行深度加工。漁民也開始向農田、魚販、船上餐飲轉變，整體收入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