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7年6月，我拿到電影學博士學位，去西南某高校任教。沒想到，同時我也陷入了法律糾紛的怪圈。

首先是因為在影評公眾號“槍稿”上評議了《逐夢演藝圈》導演畢志飛先生的博士論文，一夜捅了馬蜂窩，不久惹來了律師函和起訴書，遭索賠22萬。

第二件更離譜，我毫不知情地成了濟南某建筑勞務公司的法人兼股東已經快兩年了，直到法院給我下了限制消費令——現如今，我哪兒都去不了，想過年回個家都困難。

2

“被法人”，一切都源于我丟了身份證。

2013年5月，我在濟南丟了一次身份證;2018年7月，我在貴陽又丟了一次。

和大家一樣，我去掛失補辦——在我的認知里，新證會替換舊的，舊的也就自動作廢了。

但實際上，舊身份證不但不會作廢，而且會在有效日期截止前一直有效，只要一個人長得跟你有那么一點像，就可以拿著它坐飛機高鐵，去住酒店，去騙信用卡借高利貸等等等等。

這種事情，近年來被爆料得太多了，但我們經常有這么個錯覺：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人，每天這么多人丟身份證，從概率來說，這種倒霉事不會這么巧落在我頭上吧?

但這個倒霉鬼偏偏是我是我還是我。

3

我是今年1月10號買去北方的機票時候發(fā)現的，因為我女朋友這輩子沒見過雪，我打算假期帶她去看看。

但手機上赫然彈出一個窗口，顯示我已經被列入失信人名單，無法購買機票。

我再去試高鐵票，仍然被提示無法購買。

打電話給攜程客服，對方告訴我2017年在山東濟南有個案子在身，已經被法院宣判，所以無法購票出行。

頓時呆若木雞，我想我良民一輩子，沒干過任何違法亂紀的事，怎么會平白無故惹上這么個大麻煩。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濟南市歷下區(qū)人民法院，也就是給我下限制消費令的那個法院，打了整整8個小時，不是無人接聽，就是電話忙線。

朋友建議我向更高一級的中級法院投訴他們不接電話，但是，濟南中院也一直不接電話。

又打了市長熱線，對方很客氣地記錄了我的各種信息和需求，但后來就石沉大海，再無音訊，直到今天都沒給我反饋。

當晚我覺得很喪，跑到影院娃娃機上泄憤，結果真讓我抓到了兩只凱蒂貓。

4

在被限制消費人名單上，我查到此事的肇因是濟南某某建筑勞務公司欠了其他人七萬七千塊錢(大概是我一年的工資收入)，被告上了法庭，而這個公司的法人、執(zhí)行董事、股東和我同名。

我把這件事的疑惑發(fā)到朋友圈，各種回復眾說紛紜，有人說肯定是我身份證被人賣了，有人說肯定是錄錯了身份證號，還有人說事情很復雜需要找律師，還有人讓我趕緊去還錢消災。

我的學生在底下一溜煙地點贊，說我是快樂瀑布本瀑，活的很勵志。他們毫不擔心自己下個學期的分數。

法院的電話打不通，我就打稅務、工商，對方告訴我，我的身份證號碼和企業(yè)法人的身份證號碼完全一致。

實錘的一刻，鍋從天降。

好像對方還很熟悉這一套東西，反問我：“你是被法人了嗎?”也是從這一天開始，我才知道了“被法人”這個專業(yè)詞。

5

據說個稅APP推出之后，很多人在上面被掛了十多個單位，我急匆匆下了這個軟件，發(fā)現自己上面的工作信息只有我目前的單位，也就是西南某高校。

一切正常。

但我成了某公司法人這件事，為啥APP上就查不到呢?

陷害我的這個濟南某某建筑勞務公司(這應該是一個皮包公司，據說已經人去樓空)，從天眼查上看到，它在2017年4月進行過一次法人變更，將我變成了這個公司的法人、執(zhí)行董事和最大股東。

那時候我還在北京念博士，在修訂自己的博士論文，瀕臨崩潰。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我竟然在幾百公里之外變成了法人和老賴。

看到我的消息，《紅星新聞》的記者小莊自告奮勇要幫我徹查此事，理由有二：首先是媒體的介入可能會幫到我;更重要的是第二，這對她是一個好選題。

小莊是以前在《新京報》與我合作過的編輯，做影評板塊，現在改做社會熱點新聞，我欣賞她的熱心、直言不諱以及行動力。

在下一個周一，她從北京來到濟南，走訪了歷下區(qū)科院路派出所、歷下區(qū)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以及歷下區(qū)人民法院。然后寫出了那篇“被法人后成了老賴，要解除需證明我不是我”的文章。

我很感激她，雖然點擊量并不理想。

6

最近兩個星期，無數朋友給我打電話、發(fā)消息，幫我出謀劃策，或者請客給我壓驚。

我的單位領導得知我蒙冤，也一直在聯系各大系統(tǒng)，尋找解決途徑，還把有關我的新聞推給了澎湃新聞全文轉載。

這是我第一次上新聞，沒想到是因為這種事。

高校教師被法人后成老賴 要解除需證明我不是我

我的學生怕點贊被我秋后算賬，專門給我制作了一期新聞視頻，又幫我搶到了一張從重慶返回濟南的綠皮車車票。

重慶到濟南一共1500多公里，這趟車前后一共開了30個小時。

到濟南的第一件事是跑到科院路派出所報案，對方的回復是無法證明我的信息被他人非法盜用，只能給我開具一個報警證明，其他的讓我去歷下區(qū)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詢問處理。

臨走時還說，“給你支個招，去了就說你是那個企業(yè)法人，給他身份證，讓他們把所有企業(yè)法人變更材料打出來。”

我到了歷下區(qū)市監(jiān)局，在門口大廳無比順利打印了和我有關的所有企業(yè)變更材料，有14頁。另外還有這個企業(yè)的法人信息和公司章程13頁，一共27頁。

當我看到這家企業(yè)注冊資本是2000萬時，立馬想到的竟然是如果有這么多錢，我能去干什么。

我心動了，這就是法人啊。

但繼續(xù)看，我就笑不出來了。

信息顯示，原法人將自己90%的股份以一萬元人民幣轉給了我，我的認繳額變成了1800萬。這意味著一旦這家公司被追債破產，邏輯上講我需要背上這1800萬的債務。

按照本人的年收入來算，不吃不喝我要還233年。

7

章程修正案是在2017年4月10號通過的，翻翻朋友圈，那一天我在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看完了法國導演菲利普·加萊爾的影片《尋寶》(Le révélateur 1968)。我在朋友圈里說，43-47分鐘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背景放映鏡頭，這個鏡頭是一個漂移的回圈，空間可以是0~ ∞。

不過，其實是我的負債忽然從0變成了﹢∞。

當然，修正案里我所有的簽字都是偽造的，但營業(yè)執(zhí)照上的法人欄已經赫然改成了我的名字。

我不服，開始質問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

“你說企業(yè)法人變更是需要法人本人到場的吧?”

“不用，有代理人就行。”

“那至少有個法人簽名的委托書吧?”

“委托書在那呢。”

“上面沒有我簽名啊?”

“蓋企業(yè)公章就行了。”

“那也就是說，一個企業(yè)可以隨便拿一個良民丟的身份證，把他變成這個企業(yè)法人嘍?”

“材料齊全就可以。”

“這難道不是你們工作失職嗎?”

“我們只按照程序辦事。”

對方的回答隱隱約約傳遞了這么一個信息：只要我去“撿”個身份證，然后刻塊蘿卜章，就能重新變更法人把自己換出來。但我不能這樣做，不能知法犯法。

8

1月22號是我的生日，我周旋于派出所、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和區(qū)法院之間，像個皮球一樣。

警察叔叔說，你這個我們不能立案啊，我們怎么知道你和這個公司沒有關系?我還可以說你和這個企業(yè)是一伙的，因為對方沒有兌現給你的好處，現在你反悔了，對不對?我們有這樣的理由合法懷疑，你還是去工商局證明吧。

市監(jiān)局說，這個企業(yè)手續(xù)是全的，我們的審查也是形式審查，再說我們的系統(tǒng)和公安不聯網，不負這個責。你的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改，是需要公安機關出了具體調查證明或者法院出了判決書才能改。

法院說，我們只是執(zhí)行部門，凡事講證據。所以你需要公安或工商開具的“你不是這家公司法人，你和他們不存在任何關系，且被人冒名頂替”的相關證明，我們就立刻給你解除消費限制令。

每家都有理，就是我沒理，我就這么被放在三不管的真空地帶。

表弟這時候又給我暴擊：如果你不盡快解決，法院要求強制執(zhí)行所欠債務的話，你名下所有的財產，就都不跟你姓了。

然后又說：欠得多，說不定還得拘留呢。

9

我表弟本科學音樂，吹得一手好薩克斯風，如今通過了司法考試，準備做律師。

而我理工科出身，陰差陽錯讀了個電影學博士，現在當老師。

表弟給我介紹了一個律師，是他父親(我二舅)戰(zhàn)友的兒子，二舅生前住院的時候，我見過他一次，竟然還想得起來，見面寒暄，人不錯。

律師告訴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在公安、工商和法院之間啟動訴訟，硬撕出一條路。也就是一邊向法院申請執(zhí)行異議，一邊從法院向市場監(jiān)督管理局提出公訴，判決2017年4月的法人變更申請無效。

“這個訴訟時日可能非常長，大概要半年起步吧，甚至可能是一整年，2019年你就哪兒都不要去了，老老實實在家趴著吧。”

按照他的說法，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限制消費就是社會性死亡。我現在只是上了“灰名單”，是社會性假死，而一旦上了法院“黑名單”，就是無處容身，真正的社會性死亡了。

我簽下了委托書，付了高額的律師費(雖然給我打了折)，灰溜溜地搭上從濟南回老家的長途汽車，過年。

10

在老家，年不是那么好過。剛進門，跟爸媽說起這件事，我媽立刻耷拉了臉：“這種丑事，出去別跟別人說，有人知道嗎?”

這感覺，就像一個女孩子被侵犯了，回家告訴家長，家長撂下一句“這事別說出去，丟人”一樣。

明明是被冤枉的，怎么能怪起受害者呢?

晚上給女朋友寫家書，手寫了再拍給她看。

她最近也不順，剛做完了手術，還在醫(yī)院的病床上，掛著吊瓶，說我好像有點喪。

我不應該把我的喪傳染給她，但是我又該對她知無不言。

“我不需要別人來理解我”，她說。

很多時候，她比我聰明，像我的老師。

我打了一串哈哈哈哈哈哈，表示我不壓抑，只是覺得可笑。

我發(fā)消息給她：“等限制令解除之后，我跟你去境外注冊結婚好不好?”

她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