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已相當嚴重。作為應對，國家層面二孩全面解禁后，遼寧、天津等地還制定了“獎勵二胎”政策。

當下的這種人口危機，約40年前，學者梁中堂（曾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山西社科院）已有準確預見?？上У氖牵冀K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預言將出現(xiàn)空前人口老齡化

梁中堂的理想本是研究哲學，1978年進入山西省委黨校后，陰差陽錯被指定研究人口學。

自此，梁中堂成為“強制計劃生育”及“一胎化政策”的堅定反對者。

為控制人口數(shù)量，當時制定的人口控制方案是：

通過大范圍實行“一胎化”，在1980年將人口增長率降至10‰的基礎上，1985年降至5‰以下，2000年實現(xiàn)零增長。

針對該方案，梁中堂發(fā)表了生平第一篇人口學論文《對我國今后幾十年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的幾點意見》（1979年12月）。

文章指出，一旦2000年及之后實現(xiàn)人口零增長，必會出現(xiàn)人口老化（當時尚沒有“老齡化”一詞）問題，將導致數(shù)以億計的老人無子女照顧，并使勞動人口負擔大幅增加。①

在稍后撰寫的《中國人口變動五十年展望》（1980年春節(jié)）里，梁中堂推算了中國的老齡化進程：

“我國人口老化的這一過程從速度上來說是相當快的，特別是二〇〇〇年以后，步子越來越快，如果以二〇一〇年為一百，十年后老化程度增長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二十年后增長到百分之一百八十。高峰時，老年人口將達到四億左右。也就是說，每十個人口中，將有四個人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②

他認為，到時候，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將超過所有國家。

還是在《對我國今后幾十年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的幾點意見》中，梁中堂參照相關數(shù)據(jù)，通過反復推算，得出如下判斷：

“我國人口按這一模式發(fā)展，比世界或日本的老化程度都要嚴重。特別是二〇一五年后，十五歲以下的人口要比老年人的絕對數(shù)少得多。”“以勞動年齡為中心的三代人口的比例將是4:2:1。這就意味著二個勞動年齡的人口將撫養(yǎng)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并且還是半數(shù)老人身邊無人照顧其日常的生活。”

現(xiàn)今，中國城市的大多數(shù)家庭，正是“421”模式。

在梁中堂看來，這種人口變化必然對經濟發(fā)展產生負面影響，其理由是：

“第一，雖說由于平均壽命的延長而延長了勞動年齡，但這總抵不上其縮小再生產失去的勞動年齡的人口。

第二，年齡大的勞動者雖然具有更為豐富的經驗，但就平均生產效率來說，仍然要低于公認的勞動年齡內的勞動者的生產效率。

第三，老年人的絕對和相對的數(shù)量的增加……一方面導致養(yǎng)老基金和社會保險基金絕對量的巨大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社會化還未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再高的社會贍養(yǎng)費也無法彌合不完全的家庭（沒有兒女的家庭）所造成的生活上及精神上的缺陷。

第四，那時將面臨一個在扣除巨額的養(yǎng)老基金以后，還能提供多少擴大再生產的建設基金，用以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的嚴重問題。”

在預見問題的同時，梁中堂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控制方案，即“晚婚晚育二胎”：

“從一九八〇年起，在每對夫婦只生二個孩子的基礎上，將兩胎的間隔嚴格控制在八——十年，即按目前城市晚婚年齡二十五歲左右結婚的夫婦，其兩胎間隔為八年，按目前農村晚婚年齡二十三歲左右結婚，其兩胎間隔為十年。另外，再輔之以一定比例的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措施。按此要求，可望在二〇一〇年，人口達到十一點一億時實現(xiàn)零度增長。”

相比于“一胎化”方案，梁中堂的方案更容易讓人們接受，也可以避免過多無子女照顧老人的出現(xiàn)，不至于產生過于嚴重的人口危機。

反駁支持“一胎化”的種種謬論

為申明以上觀點，在后來的研究中，梁中堂不斷反駁其他學者。

比如，有學者認為，人口老化問題在2020年前“不嚴重”。梁中堂在《也談我國人口發(fā)展》（1980年3月）中反駁道：

“這還是等于什么也沒有說。我們知道，二〇二〇年是我國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才開始退出勞動年齡和進入六十五歲以上老年層，它當然是不嚴重的……我們不能把關鍵性的數(shù)十年隱而不談，僅僅將討論局限在困難局面出現(xiàn)之前。”

梁中堂指出，這個問題不容視而不見：

“直接涉及的并不是子孫萬代以后的事，而是二十五歲以下，并且已經出生的人的事情。說得更具體點，乃是二十五歲以下這一代人晚年的事情。”③

我們現(xiàn)在知道，當年的“二十五歲以下這一代人”，他們的養(yǎng)老危機已然出現(xiàn)。

還有學者認為，在1980年后的20年，每年還會有1000萬人出生，因此不會出現(xiàn)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梁中堂說，1000萬的絕對量不小，但“也要看放在什么樣結構的人口群和多大量的總人口中”。他拿蘇聯(lián)、東歐、西歐和北歐舉例說，這些地區(qū)的人口總數(shù)是6億多，每年出生人口是960萬，可“這些國家是世界上勞動力最緊張的地方”。

也有學者推斷，只要提高生產力水平，勞動力就不會成為問題。梁中堂反駁說，歐洲發(fā)達國家的出生率比中國預期的高，它們都還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我們有什么理由能在比別人生產力和出生率都很低的情況下，講什么勞動力一定會很充足呢？”

對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yǎng)老問題，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集體或國家發(fā)放養(yǎng)老金解決，不需要家庭負擔。梁中堂的反駁直指核心：

“無論成倍數(shù)的老年人是由家庭或社會直接負擔，其擔子都是壓在勞動年齡這一代的人口肩上。”

他在《中國人口變動五十年展望》一文中，有更具體的說明：

“社會保險不可能解決大部分老年人的問題。西方那種社會保險是一種歷史發(fā)展的產物，它具有經濟、文化、社會傳統(tǒng)習慣等方面的原因，并不是一下子能夠形成的。單以經濟條件來說，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每年投資數(shù)百億金額的部門，無論如何在幾十年內是沒有條件達到的。”

如其所言，大規(guī)模的養(yǎng)老金缺口，在今天已然出現(xiàn)。

對于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種種問題，一些學者表示贊同，但他們認為，等問題出現(xiàn)后，再鼓勵生育，也為時不晚。梁中堂不以為然：

“講調整也不是那么容易。因為人的再生產周期很長。并且，因為人們感到負擔很重，你要求多生孩子，這無疑更加重人們的負擔，能有多少人承擔這種犧牲？更何況那時每年進入初婚年齡的婦女并不像現(xiàn)在這么多……要求低出生率向高出生率發(fā)展，至少同要求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發(fā)展一樣困難”。

此外，梁中堂對西方傳來的馬爾薩斯主義、“人口爆炸論”“適度人口”等理論，都有極具說服力的批判。④

他堅信，人口只能是發(fā)展的動力，而非負擔。

“我說的沒有任何深的東西”

梁中堂的研究，并未能阻止“一胎化”政策的全面推行。但中央于1985年同意他在山西翼城建立一個“晚婚晚育二胎”實驗區(qū)。

統(tǒng)計顯示，在1982~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25.5％，而翼城增長20.7％。全國的出生性別比為117.8，翼城則為106.1，男女比例更為平衡。⑤翼城的實驗證明，開放二胎不會導致所謂的“人口爆炸”。

通過翼城實驗，梁中堂確信，允許生二胎是農民比較容易接受的計劃生育方式。在他看來，讓農民普遍接受“一胎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地方，計生干部讓婦女流產后，“她還是會繼續(xù)懷，直到能生下來。看起來計生工作有很多‘成績’，實際出生率卻不見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婦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即便是在山東冠縣著名的“百日無孩”運動期間，也同樣有家庭愿意冒險偷偷生下嬰兒。

隨著時間推移，梁中堂于1979~1980年做出的其他判斷，多被一一驗證。

聯(lián)合國1956年制定標準，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qū)，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總人口的7%時，即意味著其邁入老齡化社會。

中國65歲及以上老人在2000年為8811萬，占總人口6.96%；2006年為10419萬，占總人口7.93%；2017年達到15831萬人，占總人口的11.4%。人口學學者按照現(xiàn)有趨勢推測，2015-2025年十年間，中國老年人口還將增加約916萬。⑥

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也日益嚴峻。

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jiān)測中心對全國100個主要城市所做統(tǒng)計顯示，在2001年，全國勞動力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員的比還是0.71，即供大于求；而到了2010年，這個比率已變?yōu)?.01，即供略小于求。2017年，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員的比，更是達到1.16，比上一年上升0.06，勞動力短缺成為無法逆轉的事實。⑦

老人數(shù)量劇增，勞動力日益不足，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負擔。

中國的社會保障和就業(yè)支出，2000年為552.94億，2015年增至18295.62億，平均每年增長200%。

人社部發(fā)布的《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顯示，當年年城鎮(zhèn)職工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中，各級財政補貼4716億元，比2014年多1168億元。⑧

目前，養(yǎng)老金缺口依舊在不斷擴大。

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近年來逐漸改變人口政策，全面“放開二孩”。但如梁中堂預言的那樣，短時間內增加生育率并不容易。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公報顯示，2017年全國新生嬰兒1758萬，其中二孩占到50%以上，但較2016年，新生嬰兒數(shù)量還是下降了88萬。⑨

略言之，在強制計劃生育及“一胎化”政策下，中國人口發(fā)展將要面臨的問題，梁中堂在近40年前就都已預見。

他晚年曾如此向記者感慨：

“我說的都只是一些有生活經歷的人仔細一想就能想到的問題，沒有任何深的東西，一點兒都沒有。……其實一路走下來都是這樣，對立方從來沒有深刻地回應過我的觀點，導致了我一直在重復講些很淺顯的東西，沒有碰撞出更深刻的東西來。”

晚年的梁中堂，對與計劃生育相關的爭論已無興趣。翼城實驗已經證實，在經濟和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后，人們會自主調節(jié)生育率。他思考的問題是：

“這已不是一胎二胎的問題，而是老百姓生多少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政府去‘計劃’？”⑩

注釋：

①②③梁中堂：《論我國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頁、第17—37頁、第60—67頁。

④梁中堂：《人口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 楊福戩：《梁中堂與他的“二胎試點”》，《民主與法制時報》2013年8月26日。

⑥ 孫鵑娟、高秀文：《“邊富邊老”：現(xiàn)階段我國人口老齡化特征》，《北京日報》2018年8月13日。

⑦徐平華：《我國勞動力市場新常態(tài)與應對》，《中國經濟時報》2018年5月23日。

⑧張鵬飛、蘇暢：《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支出與財政負擔》，《財政研究》2017年第12期。

⑨許雯：《去年出生1758萬人“二孩”占比超50%》，《新京報》2018年6月13日。

⑩甄靜慧：《梁中堂：與人口政策較勁30年》，《南風窗》2014年第21期。